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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利luck官网新利luck官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北，采访等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的《西行漫记》（）风行一时。1939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北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献，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将六七十份资料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图书馆员沈津先生在2001年写过一篇《哈佛燕京藏斯诺捐赠的文献图书目录》，收入其所著《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但由于这批资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马兰纸上的，尺寸大小不一，颇难修复扫描，一直没有全文刊布。近期这份资料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哈佛燕京图书馆斯诺特藏中有一本12页的油印小册子，封面（图1）最上方是斯诺手写的英文：

　　标题为《国际现势讲授提纲》（简称《提纲》），下面括号里写着：“供二科一队用”，这是我们判断这本小册子是红军大学教材的确凿证据。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兼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和政委，黄埔军校毕业的、罗瑞卿则分别担任校长和教育长，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莫文骅任校党总支部书记。红军大学（图3）设三个科：第一科为高级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要培训师团级以上干部，40来人，包括、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杨成武、周建屏、彭加伦、王平、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黄永胜、杨立三、邓富连、刘鹏、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武亭、谭政、彭雪枫、张爱萍、、贺晋年、赵尔陆、陈士榘、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宋裕如、童小鹏、吴富善、萧文玖、洪水等，全是红一方面军的战将。第二科为上级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团级干部，共225人。第三科为普通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红军老战士，约800人；这三个科共九个队，学员上千人。高级科、上级科学制八个月，普通科学制六个月。

　　第一、二科的在职干部有14人，专职教员只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等3人。学校的领导干部多由学员兼任，、罗瑞卿、莫文骅、陈光、罗荣桓等既是领导干部，又是学员，边学习边工作。

　　关于二科一队，开国中将曾思玉（图4）曾回忆称，1936年夏，他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争取到去红军大学学习的机会，被分配在二科一队。在原红一军团第四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刘西元调走后，他接任了一队党支部书记，而一队队长是张振山（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指导员是方正平（原红一军团第四师特派员）。红二十五军军部交通队队长张体学则在二科一队二班任副班长，学习的时候没有书，他就把老师的讲稿借来，轮流看，或强记下来。担任过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的高捷成、红三军团二纵司令部四科科长周文龙都曾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

　　1936年6月21日，莫文骅回忆他“因为对这小镇已很熟悉，故留在学校里预习‘资本主义’这一章的讲义，还看了一些参考书和地质学方面的书”。然而第八十六师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导致莫文骅随红军大学一期撤出瓦窑堡。到了7月，红军大学一期的一科、二科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而三科则迁驻甘肃环县，改为“红大步兵学校”。

　　红军大学一、二科从瓦窑堡搬往保安县的路上休息时，教育长罗瑞卿提议拍张像作纪念，于是给大家拍了一张唱歌的照片（图5）。画面下方背着伞打拍子指挥者是彭加伦，唱歌人有刘亚楼、童小鹏、萧文玖等。因为用了新利luck官网，照片中也有拍照者。这张照片由斯诺提供，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上，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一书中。

　　红军大学一、二科到了保安县后，一科驻地设在离保安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的石洞里，莫文骅在那里写下了《红军大学生活日记》，在7月12日记中描述道：保安城受到很大的破坏，房子不过百间，人口不到四百人。不过城外山边还遗留下来许多依着天然石壁凿开的石洞，学员们就“以许多小洞做为卧室，两个、三个或四个人一间，睡的都是石炕；一个较大的洞做讲堂，以石壁做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总之，极大部分的用具是石头做的。就好像我们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因为教员们都是或担负各种工作的同志，他们工作很忙，除讲课外，不可能经常来，而且我们都有自修能力，每天除讲课两、三小时外，都是自己学习。主要靠自己阅读、讨论、研究，联系十多年来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来学习，整理自己的切身经验。……尽管讲义是用过的废纸背面印的，有的还是红绿纸，又印得不清楚，但还是啃下去。每天晚上，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图6）

　　红军大学一期一科这些一起住在石头窑洞里学习了近半年的同学，毕业后有的留在延安，他们于1937年4月28日与朱德等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以资留念。（图7）

　　图7 前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后排左起：边章武、张爱萍、谭冠三、、周昆、杜理卿、罗荣桓、、贺晋年、张达志、谭政、宋裕如

　　二科离一科有三四里路，一队的学员住在一个村庄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窑洞不远处有一片柳树林，作为教学课堂。一天上午，二科一队的学员们在柳树林里露天课堂上课，突然从保安方向飞来一架运输机，全体学员都向窑洞里奔跑。但队长张振山对运输机投弹估计不足，仍然坐在柳树林里，不幸被炸中身亡，而曾思玉也险些遇难。

　　它的校长是一个28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科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27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或者把这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

　　红军大学一、二科所开的课程有：主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博古主讲“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列宁主义问题”；张闻天主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哲学；吴亮平和凯丰主讲“政治经济学”；讲授“政治常识”，徐特立教授“新文字”，李讲授“党的建设”，李德（Otto Braun）教授“兵团战术”，讲授“战役学”，军事教员何堤舟教授“河川战斗”“村落战斗”“高山战斗”“沙漠战斗”等课程以及工兵、炮兵、装甲兵和建议测绘等知识，周恩来做过多次政治形势报告。

　　《提纲》就是其中的教材之一，一共分两讲，第一讲讲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以《世界知识读本》（图8）第四课为参考书。

　　《提纲》根据《世界知识读本》第四课（图9），摘要概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恐慌，包括资本主义周期律、周期性的经济恐慌对于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周期性的经济恐慌；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总危机的三个时期；第三时期的经济状况，包括第三时期经济恐慌的开始和发展新利luck官网、第三时期经济恐慌的特征以及特殊萧条及其基础。

　　此外还有关于特殊复兴的补充材料，认为日、英、德、美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超过或者接近了1929年的水平，但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法国）仍在恐慌中，特殊复兴不会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国家用了特别的方法（像日本的走私）来抢夺市场，导致贸易有所增加，但其他国家反而减少。军火贸易大为增加。特殊复兴不会转为繁荣，也不会降到恐慌的最低点，而会导致战争。

　　附录有一些新名词的解释，例如统制经济、奥泰基政策（Autarchy，意为“自给自足”）、倾销（或屯倂、探倂[dumping]）、关税壁垒、布洛克（Bloc，意为“集团”）等。（图10）

　　《提纲》第二讲“战争与和平”（图11），概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相关内容，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战争有进步、反动的分别，怎样才能消灭战争，非马克思主义各派对战争的认识，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方法。这一讲讲述了和平阵线形成的原因与国际联盟的变质。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组织成功的，是战胜国用来反对战败国和苏联的一个外交工具。国际联盟在以前一味帮助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所以要坚决反对它。自从德日退出，苏联加入之后，国际联盟开始做了些维护弱小民族利益的事（对意制裁）。但由于它的会员国中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所作为，不能收到效果。现在的任务是要拥护国际联盟反对侵略者的政策，推动各国来坚决实行，这样来利用国际联盟。这一讲也讲述了国际联盟解决纠纷的方法， 包括集体安全制度及其七种方式，并对 “不侵略公约”和“互助公约”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第二讲的主要参考书是《世界知识读本》的第五课“战争和军备”、第六课“国际联盟”、第七课“集体安全制度”（图12）。

　　《提纲》第二讲有一些内容出自“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反战决议”。1934年4月保加利亚领袖季米特洛夫（图13）飞抵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随后，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各国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共产国际批评了社会的有些人提出重新分配殖民地的问题，认为其目的是将殖民地分给德国法西斯。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国际认为与一战时期有所不同，原因是：（1）有了苏联做世界和平的支柱；（2）有了法西斯国家（德日意）提倡侵略；（3）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有灭亡的危险；（4）有些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等）觉得和平较为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愿意和平的国家可以依靠苏联组成和平阵线。《提纲》吸收了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

　　《提纲》的主要参考书是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读本》，该书作者张明养，笔名张弼（1906-1991，图14），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在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就读于上海政法大学，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后虽失去联系，但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和。他于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东方杂志》编辑、《世界知识》编委会委员、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等职。《世界知识读本》分十二课，前三课讨论帝国主义，后面九课分别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战争与军备、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制度、议会政治、法西斯主义、民族问题、劳工运动以及苏联的建设。

　　关于学员们学习国际形势的成效，可以从斯诺的亲身经历中栩栩如生地看到。斯诺到达陕北后不久，被邀请给学员讲话，拟定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斯诺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有一天早晨，斯诺同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前往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他们是在文娱时间里抵达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的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斯诺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新利luck官网，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图15），后来收入《西行漫记》。

　　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 G. 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你认为李滋·罗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Leith-Ross）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

　　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对国际形势相当熟悉，对英美关系更是了如指掌，又在中国工作多年，然而要回答学员们关于英美对华政策的提问，居然感到费劲。可见这批学员对国际形势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显然得力于认真学习《国际现势讲授提纲》这样的教材，以及认真听课、讨论和思考的努力。红军这支小军队虽然装备简陋，但却有着卓越的见识，真可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斯诺于1936年10月离开陕北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功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开创了新局面。1937年，红军大学第一期迁入延安，之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图16）。红军大学第一期的学员纷纷回到工作岗位，参加抗战，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使日军始终无法完全控制日占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