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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利luck官网新利luck官网在写作过程中，当我打开自己，与人物感同身受的时候，我就从心灵找到了现实，在罪里找到了罚，在逃避里找到了责任，在猜疑中找到了信任，在内疚中找到爱。

　　岭南温度高。在广西首府南宁，雄壮高大的木棉，焰火般盛炽的凤凰花、羊蹄甲，和瀑布般喷涌着的三角梅、无忧花，处处展露南国特有的生机盎然。即便身处同样的季节，当北方地区的人早晚出门还加件外套时，这里已经是溽暑蒸人，连印象中只在金秋才开的桂花，在此地街头也是四季常开不败。

　　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图书馆12楼看下去时，便是以上这番草木葱茏的景象。高低错落的植物，显示着各种深浅的绿，那些蓬勃而出的枝条，几乎要淹没了校园建筑的红屋顶。新闻里说，正是看中这里的好生态，就在今年，世界上颜色最红的鸟类——美洲红鹮出现在相思湖边，安下新家。

　　时间到了这里，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独立节奏。东西说，在广西，一切生物的热度和熟度，都像开了倍速。包括故事，总是在这种“火热、潮湿、易于使物体变质的气候中发酵，幻想和错觉像青草蓬勃生长”。这热度里，充盈着野气横生，孕育着生机勃勃，也蕴藏着东西一路走来的生命密码。

　　1982年的夏天，东西——当时还叫田代琳的乡村少年走出天峨中学考场之后，就剃了一个光亮的头，这是为了在山区生活节水，也是为了回乡帮父母干农活时方便。

　　当他的头发渐渐长长的时候，家里的玉米也全部收进了谷仓，家里唯一读过初中的满姐夫大踏步地跑进家门，取出一张写有河池师专落款的录取通知书。

　　少年跳了起来并且大叫一声。他记得那个瞬间他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犹如纪念一次诞生。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一步一步攀登，直到走上中国作家梦想的最高领奖台。

　　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时，东西以他的作品、情感推理长篇小说《回响》摘下殊荣。这也是广西作家首次荣膺这一中国文学领域最高荣誉。在授奖辞中，东西的《回响》，“以富于认识和表现能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状况。在社会与家庭双线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绕。现实与心理、幻觉与真相、困顿与救赎，冲突的对话构成灵魂的戏剧，有力地求证和确认我们生活的基石：真实、理解、爱和正义”。

　　这个从广西山村走出来的男孩，站到了灯光聚焦的位置。他说，写作“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练、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而产生的思想，仿佛煲汤，得用文火慢慢地熬。不着急，创作也需要自然地生长”。如榕树垂下须根变成一小片森林，长大起来的他，也成为扶持后辈的长者。

　　载誉归来，在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图书馆的特展书柜里，摆满了东西历年的著作。这所大学，也自引进作家东西的同年，连续举办“相思湖文学大赛”，每届都吸引了广西全区三十多所高校参与，历届总参赛人数达到十多万，发掘了众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

　　坐在校园里，暖风把道路上年轻学子的说笑声传递过来。东西说到一件小事：在他孩提时代，农闲时要帮父亲修葺老房子的屋顶。他待在室内，手持竹竿，向上仰望。每看到一点亮光，就捅一捅那里的屋瓦，待在房顶上的父亲就知道哪里漏光，需要修补。

　　周末周刊：孕育《回响》的时间线年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经历有关。您在小说后记里提到，当时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您一边写小说的开头一边构思。有人说，分开才是真正爱的开始，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北望故乡时，“故乡”两个字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又如何向新加坡朋友介绍自己的家乡呢？

　　东西：故乡是一个放大的概念。对于外国来说，中国是我的故乡；对于广西来说，云贵高原边陲的天峨县是我的家乡；相对天峨县来说，谷里村就是我的家乡。村口的大树，雨后泥泞的土地，冬天金黄的青林，夏天漫山的野花，从地底下蒸腾起的热气，风声、虫鸣、鸟唱，还有在潮湿的日子，从山底漫上来，像大水一样淹没屋顶的山雾，都是我对故乡的记忆。

　　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半年的时间里，和十几个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交流，他们来学习中文写作，我也接触了许多海外华侨。在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乡村存在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建立在文本上的，是一种类似于沈从文笔下《边城》的纯美意境。

　　但对我来说，我真切生活在其间的乡村，是充满困难的。你离开它越远，想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越美，但当你真的置身于这片山水时，除了美之外，你必须直面现实的困境。

　　东西：首先，是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在我的少年时代，谷里村没有硬化的道路，没有通水，没有通电，从我家走到村公所，大概要一个小时，从村公所走到乡公社，即后来的乡政府，要两个多小时，山路非常崎岖。它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地方。这种空间上的原因，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与世隔绝的人，身处不为人知的角落，听不到远方的消息，也无法传递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时常感到孤独。同时，这种封闭既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的外婆是饿死的，在饥饿时期，村人看见树林里长着一种鲜艳的蘑菇，就把它采了回来煮食，但这蘑菇有毒，为了活命，他们必须立刻喝下粪水，呕吐。小时候我也常常面临饥饿，所以我会谛听每一粒粮食落到地上的巨响，会对每一种使我们回到贫穷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恐惧。

　　东西：我少年时代，已经是“文革”末期，有时会有一些从事宣传工作的基层干部和老师到我们村里来。我清晰记得，他们说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话语，穿着雪白的衬衫，那份洁白非常耀眼，代表着一种大山外面的现代文明。

　　11岁时，为了去乡政府看一场电影，我和小伙伴瞒着父母，没有吃晚饭，来回走了12公里山路。等到电影结束，我们回程时才发现，回家的小路已经完全被漆黑淹没，路旁的草丛里传来野兽的声响。我们忍饥挨饿，冒着滚下山坡的风险，图什么呀？就是为了去看一场电影，去听外面的世界说几句话。

　　村民都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自己在寒暑假都要参与农活，比如锄地、耘田和收玉米，有时暑假干完活，身上膀子部位被晒黑到脱皮，回到学校，要再过上个把月才会慢慢回到原来的肤色。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刺激着你，让你直观认识到，假如你想未来过得轻松一点、想改变现状，那只有读书一条出路。

　　东西：当时我们村只有我的满姐夫是读到初中的，他当了赤脚医生，是我们家唯一去过广西首府南宁的人。他经常听收音机、读报看新闻，当我读到初中以后，他开始和我有了深层次的交流，有时我们一起下地劳动时，他会和我说起他的见闻和最近的新闻。他后来成了县里防疫站的医生，是一步步慢慢实现的。我是我们村第一个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东西：是的。我有3个姐姐，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6岁了，她很疼我。小的时候，母亲不管上山砍柴还是下田插秧，甚至在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挖沟的时候，都一直把我背在身上。只有在她背石头的时候，才把我放到胸前。后来我会走路了，她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直到我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就好像捧着一盏灯苗，唯恐我有半点闪失。一次老师家访，她毫不犹豫把最后一只母鸡杀了来款待老师，就是为了拜托老师在放学时能监督我们村的孩子安全走过水库。

　　村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的淳朴，张家、李家的事，彼此的吵架、纷争，互相之间的欺负、倾轧，真的是一天一个进度，一天一次更新，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只要你稍微竖起耳朵，不用天线就能收听。这种高度透明，让我过早地知道为人的艰难、人情的险恶。有时母亲一边走一边向我倾诉，长长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听众，有时听着走着我睡着了，稀里糊涂地走了十几步，在即将跌倒时一激灵醒来。这种聆听和倾诉的关系，深刻影响后来我对小说的理解。

　　东西：完全没有想过，我只是朦胧觉得，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父母都不认字，一生吃了许多没文化的苦，在和人相处时受了很多委屈，所以也逼我用劲地上学。

　　周末周刊：作家福克纳的名言是：我的像一枚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所以福克纳一生都在书写“邮票大小”的家乡奥克斯福小镇，又将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置于广阔的历史图卷中。故乡于您而言，是怎样的一枚“邮票”？

　　东西：福克纳也说过，他对故乡的感情，有时是爱恨交错。没有谁能真正离开故乡，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故乡都塑造了人。对我来说，故乡的优点缺点、方言和思维方式，都进入了我的血脉，形成了我的性格、我的想象力。但我的文学理想并不起始于故乡，而是后来上学后慢慢产生的。

　　有时，对作家来说，故乡不仅温暖作家，也用另一种方式刺激作家，正如海明威所说，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一个不愉快的童年。哥伦比亚曾伤害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甚至一度被迫离开祖国；鲁迅在老家经历了家境从小康坠入困顿时邻里的鄙夷，从而了解了世态炎凉；沈从文用那么优美的笔触写家乡，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一直渴望离开湘西。故乡的缺点，有时反而成就作家。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写作都带着故乡的印记，不论走多远，他都在写自己的童年，有许多东西，他要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去修正，把家乡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缺点慢慢去掉。如果说故乡是“一枚邮票”，是它把我“投递”了出去。

　　周末周刊：您说，小时候春节前夕家里要洒扫庭院、整修家具，您负责的一个工作是帮助父亲确认屋瓦的位置。父亲爬上屋瓦，您待在屋内，手持竹竿，抬头看到哪里有亮光就捅一捅，示意父亲要修这里。这是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意象：一个少年，在昏暗的房间里，去做那个寻找一丝光亮的人。

　　我在村公所读附属初中时，只有政治、语文、数学这些科目，没有物理，没有化学，没有英语，我就凭我的政治、语文、数学的成绩考进了我们县高中，是我们40多个同学里唯一考进县中的人。到了县城之后，我见到了更专业的老师，我看见了物理实验室、看见了化学实验室，第一次看见了英语单词。我的语文老师当时是从深圳下放过来的，数学老师是从桂林来的，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高，我受益匪浅。

　　我这才开始认真读一些名家作品，比如鲁迅的。我记得课本里收了一篇作家碧野写的《天山行》，那文辞之精致、华丽，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真是美的享受。那篇文章写得好，老师也讲得好，他分析字里行间的细节和谋篇布局的道理，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写文章。我按这个方法，写散文，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去念。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就特别喜欢语文课，很多同学都不喜欢语文尤其是作文课，一上课他们就觉得头痛。而我一上语文课就很高兴，我觉得这门课比别的课都有趣。到了高考这一年，我已经看过不少小说了，开始有一点冲动，觉得也许未来我也能试试当作家。

　　东西：我想写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因为我心里有很多委屈，我父母的辛苦、他们的勤劳善良，我都看在眼里，我有想表达的冲动。我觉得孤独，我的心因为渴望产生幻想，同时，来自周边的肯定也让我意识到，我对使用文字是有一点天赋的。

　　周末周刊：我看到您师专时代的一张照片，很瘦，穿着篮球队服，神采奕奕，看不出长期伏案的文静，倒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东西：我到现在还打篮球，也一直看球赛。1982年我考上河池师专学中文，当时就立志吃写作这碗饭，并开始挤出业余时间，写小说，写散文和诗歌，也获了征文奖，发表了几篇。到家乡中学当语文老师后，我更勤奋地写，一篇篇一首首往报社副刊投，发表率上升。因为经常发表文章，我被调到河池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工作，专门为专题片写解说词，再之后被调到河池日报社、广西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最后我决定找个单位专职写作。

　　我热爱写作，并认定它能成为我的一条出路，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写作不需要太多成本，有一支笔、一本稿纸就可以了。相比大城市，山区县城的资源相对缺少，但在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上大家是平等的，底层的生活和家庭的苦难，有时反而能成为艺术创作者认识人性的富矿。

　　周末周刊：您说，写作就像爬山，爬过的山越高，你的小说就会越好看，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写作的动力。您也一直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是有“创新强迫症”的，如何看待这种内驱力？

　　东西：那是我们的写作基因。小说需要有魔力，需要一些非常规的东西，那是一种鬼魅之气，越是有想象力的小说就越是有魔力，这也是小说区别于报告文学和通讯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电话刚普及时，办公室里只有主任的电话机可以打长途。编辑们都千方百计去打，但主任把电话机锁掉了。一天，有位编辑把她桌上的电话机拿过来，拔掉主任电话机的入线，直接插到她的电话机上打了起来。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只会在电话机的键盘上打主意，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把锁住的电话机换掉。好的作家必须有把整个电话机换掉的想象力新利luck官网。

　　周末周刊：您曾经说过，您写作的信心来源于，确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有无数相同的心理感受。当写出内心的秘密，才会使读者/作者为之欣喜、悲愤、流汗。

　　东西：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的记录一遍。但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这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就像纳博科夫说文学创作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好的作品，就是能把文件柜一层一层往下翻。

　　在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我把一个盲人父亲、聋人儿子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家庭里，来看看沟通的可行性和艰难。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的困境同时放在一个家里是需要想象力的。写完这座“巴别塔”时我才31岁，王蒙老师读到后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因此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这次我写《回响》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做刑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准备。当作家要下笔写10个人物时，他就得“变成”这10个人，每一个笔下的人物都是作家心灵的切片。人物切片被作家塑形，慢慢也就变成了一个丰满的人。

　　周末周刊：您早期的成名作，常常在闭塞的山村和县城展开，但到了《回响》，完全是在探索当代城市生活，而且也完全没有运用广西方言。整本书看完，几乎看不出地域色彩，更侧重于在社会与家庭双线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去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绕。

　　东西：到城市近30年后，我对乡土的感觉恐怕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准确了。我开始写城市生活，同时，我文章中的地域性也减少了。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本身也在不断缩小。我更在意的，是超越地域的人心的共性。《回响》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就有女性观众和我交流，觉得她们在婚姻里焦灼的感受就和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一样的。也有读者在读了我的小说后，决定也去学一点心理学。这说明我写的人物与读者产生了共鸣。所以我希望我的创作和时代的变化、现实和心灵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另外我很感谢我一路遇到的导演和制片，他们是中国当代小说最好的读者。

　　周末周刊：2005年开始，您到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带影视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就在引入您的当年，民大举办“相思湖文学大赛”，如今，大赛已发展成广西的一项文学品牌赛事，发掘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您也推荐他们的作品去核心刊物发表。我想到一句话：淋过雨的孩子，如今为别人撑伞。

　　东西：广西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你们在北上广生活的压力固然很大，但大城市的媒体资源和关注度天然就高，发表作品的途径更多元也更顺畅。我们边缘省份的作者，往往需要慢慢熬。

　　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小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的真实幽深处.....

　　曾广贤每走一步便后悔一步，后悔成了他的生活状态。因为无和恐惧，他错过了向他大胆表白的少女；但强烈的思慕之情促使他蒙着眼睛进入她人的房间，什么也没有干却被诬告入狱，隔着铁窗他倒是获得了坚贞的爱情。可出狱之后，一切依然是海市蜃楼……《后悔录》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东西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小说以曾广贤的成长为线索，营造出一种既荒诞而又幽默滑稽的氛围，展现了一代人的泪与笑、欢与悲。

　　汪长尺参加高考过线却未被录取，进城务工又接连遭遇挫折。他不愿儿子大志重复自己的命运，使用特殊方式将儿子的身份改写后，从此人间消失。

　　更名林方生的汪大志大学毕业后当上了警察。某天，他与汪长尺案的卷宗神秘相遇，发现汪长尺竟然还活着……

　　小说荒诞幽默，又悯恤慈悲。语言简练精准，情节出人意料。汪大志的命运真的能够改变吗？这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

　　《耳光响亮》创作于1996年，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东西的经典长篇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七八十年代的城镇生活为背景新利luck官网，以牛翠柏的视角讲述了“父亲死亡”后，一家人的命运遭际。小说写出了60年生人在“精神父亲”消失后的迷茫、惘然与成长，线年代生人的精神启蒙过程。该小说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为电视剧《响亮》及电影《姐姐词典》，其中蒋勤勤因扮演牛红梅一角而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本书收录了《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不要问我》《目光愈拉愈长》四部东西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东西是一位风格强烈，叙事美学独特的作家，能关照个人现实生活，予以强大的历史寓意，能深刻地究问道德与公义，与西方文学传统联结很深。而在人类困境的深渊，他书写了荒诞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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